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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"西天取经"首出于汉明帝
2018-01-04

  西晋太康二年(公元281年),汲郡古墓出土大量竹简,晋王朝令运回京师洛阳进行整理,发现是一批古书。其中《穆天子传》记载,西周穆王十三年(约公元前989年),周穆王率领大队人马,携带大量丝织品等礼物,从洛阳出发,最终到达西王母之邦,会见西王母。往返行程约三万五千里。研究者认为:《穆天子传》所提供的材料,除去神话传说和夸张的成分,有助于了解先秦时期中西交通路径及文化交流情况,说明早在西汉张骞之前,中国内地和中亚之间,已有交往和接触。

  张骞出使西域,标志丝绸之路正式形成。西汉末,王莽篡汉,丝绸之路断绝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:东汉永平十六年(公元73年),汉明帝派窦固率兵攻打匈奴,会战于天山。在这次出击匈奴的战争中,“投笔从戎”的班超奉命出征,立下战功。班超率属员三十六人,出使鄯善(今新疆若羌县一带),以“不入虎穴,焉得虎子”的英雄气概,夜攻纵火,杀匈奴使者;随后,在阗国(今新疆和田县一带)也杀了匈奴监督官;班超又更换了臣民怨恨的疏勒王,新立了另一位疏勒王。至此,隔绝五十八年的西域及“丝绸之路”,重新畅通。

  汉安帝延光二年(公元123年),东汉派班超之子班勇出任西域长史。班勇保护了边塞与丝绸之路的畅通。他撰写的《西域记》一书,是范晔撰写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的重要依据。

  《后汉书·和帝纪》载:永元十二年(公元100年)“冬十一月,西域蒙奇、兜勒二国遣使内附,赐其王金印紫绫。”有研究者称:文中提到的蒙奇、兜勒是两个地名,分别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行省和东方省推罗城。这应该是东方大汉帝国和西方罗马帝国的第一次直接接触。而罗马境内使者东来洛阳的路径就是丝绸之路。

  隋、唐均曾以洛阳为都。据《隋书》等记载,隋初,因突厥、吐谷浑“壅遏,故朝贡不通”。大业五年(公元609年)春正月,隋炀帝从洛阳出发,御驾亲征吐谷浑,吐谷浑大败,所部十万余口、六畜三十余万降隋。隋以其地置西海郡(今青海湖西)、河源郡(今青海兴海东南)、鄯善郡(今新疆若羌)、且末郡(今新疆且末)等四郡,发人戊守,进行屯田。隋炀帝此举,对于打通和西域的联系,保障丝绸之路畅通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  佛教文化曾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而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交流,就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。

据东汉末年牟融所撰《理惑论》记载: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,飞在殿前。他询问群臣,傅毅回答:天竺国有得道者,号曰佛,正如您所梦见者。

于是,汉明帝派遣使者秦景、王遵等十二人,出使西域,在大月支(今阿富汗至中亚一带)写得佛经四十二章。当时,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修建佛寺,又于南宫清凉台、开阳门、显节陵上作佛像,“学者由此而滋”。另《高僧传》还有摄摩腾、竺法兰二位印度高僧随同东来的记载。这便是中国第一次“西天取经”,哈尔滨专项整治酒驾:市区一晚查处酒驾12人、醉驾3人所修佛寺就是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。

  太和十八年(公元494年),北魏迁都洛阳。神龟元年(公元518年),住在洛阳闻义里的宋云与比丘惠生,由京城洛阳出发,沿“丝绸之路”西行,出使西域,拜取佛经。正光三年(公元522年)宋云、惠生等由天竺回到洛阳,他们取回大乘经典一百七十部,丰富了中国的佛教文化。

  至唐代,洛阳人王玄策曾先后三次出使印度。其中,第三次出使印度是在唐高宗显庆二年(公元657年)。当时,唐高宗住在洛阳,王玄策等奉旨去印度送袈裟。显庆五年(公元660年),他们曾在印度参加摩诃菩提寺举行大法会。返国后,王玄策到东都洛阳,并把从印度取回的弥勒菩萨新样,供奉在洛阳敬爱寺中。麟德二年(公元665年),王玄策于龙门石窟宾阳三洞之南洞,敬造弥勒像,并留下造像题记。

  从王玄策所行路线看,可以说明,唐王朝与印度之间有另一条通道,即由唐蕃古道经尼泊尔进入印度。

  “无数铃声遥过碛,应驮白练到安西。”丝绸之路是一条合作之路,友谊之路,共赢之路,它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,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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